除了券商和基金，商业银行才是这个市场的最大玩家。虽然商业银行在现券交易市场的占比近年呈下降趋势，但仍然是占据半壁江山。商业银行参与的现券交易市场占比在64%至68%之间；在信用债市场，商业银行交易比重在49%至64%之间。除了因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少子化造成总需求萎缩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外，还有税费负担太重和资金借贷利息成本太高引起的经济增长下行。对这部分症状，凯恩斯方式的财政政策已经不起作用，只能用供给学派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及中国特有的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进行理疗。

    虽然银行是信用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热镀锌方管厂但券商、基金承担的风险有可能超过银行，且银行面临的风险也是因行而异。银行既可以给一家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也可以让承销部门来承销相关债券，银行能够掌握很多不需要公开披露的关于发行主体的信息和数据；也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发行主体信用变化的状况。而在具体的违约案例中，如果银行强势，也能够通过对发行主体及其母公司授信额度的控制要求发行主体兑付本息。

     战略和政策研究界，中国目前国民经济下行问题仍然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与当年英美澳不同的是，它们当年面临的是滞胀，即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债务和泡沫不爆发，从实体经济角度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滞缩，即经济增长下行，而通货收缩、消费价格低迷和要素价格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想提振经济增长速度，短期内最有效和最紧迫的是出台供给侧的经济政策，把企业的负担降低下来，中期最关键的是体制的改革，而长期最终解决问题的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将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泛化了，或者用供给侧改革代替短期的供给侧政策，也代替了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并且将所有的事项都往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里装。这在学理上可能不严谨。准确的提法应当是国民经济供给侧管理，供给则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减税和清费、降低社保费率和融资成本；供给侧改革，即要素优化投入和高效产出的制度供给，关键是影响增长速度方面的体制性的改革；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核心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包括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配置结构的优化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