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集中的最高层次，是将产能集中于同一资本旗下、归一个老板所有。计划经济时代产权单一，在所有者层次上，产业集中度最高，效率却最低。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钢铁央企，还是隶属于同一国资委的地方钢铁国企，本应发挥资本层次产能集中的优势，在资源共享、产业规划布局、避免市场恶性竞争等方面，大有作为。遗憾的是，上述资本层次产能集中的潜在优势，似乎迄今并未得到发挥，值得各级出资人代表深刻反思。

    钢铁产业的结构调整，无锡方矩管应该以去产量为目标、而不是通常说的去产能。在后工业化国家，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产业常态，并不必然导致市场供求长期严重失衡。欧洲的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不高，也可以说是产能普遍过剩，但并没有出现钢材产量的严重过剩。产能过剩，只是产量过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原因，钢材市场失衡的供给侧治理，其真实目标，应该是过剩产量、而非过剩产能。产业集中有不同层次，提高集中度要分清层次，才能有的放矢。产能集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工厂层次。主要生产设备和过程集中在同一厂区内，大型化设备具备更好的技术经济指标，生产线的集约降低了配套和物流成本，高产能摊薄了单位产能人工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的成本，从而实现显著的规模效益。

    产能集中于同一企业集团，但工厂和下属企业异地分布，跨国钢铁巨头阿塞洛-米塔尔即为典型。工厂化集中所特有的规模效益，对企业集团层次的产能集中而言，大部分不复存在。集团层次集中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并购、市场控制、协同效应、资金运用、抗风险能力、技术和管理资源共享等方面。国内钢铁企业此前提高集中度的努力，也大多在这一层次推进，迄今为止效果尚不明显。

　　既没有通用、唯一的标准，更不应成为行业发展刻意追求的目标。除了大炼钢铁和准备打仗时期的孑遗外，中国钢铁工业的绝大部分产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中建成的，在布局和集中度的形成中，市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大体合理和经济的。当然，在后钢铁产能过剩时代，钢铁工业必须调整结构、改善布局，但这同样必须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企业起主体作用，在结构优化过程中实现集中度的调整。集中度的改善，是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而非起点。无视市场规律，脱离企业实际，盲目向国外看齐，通过行政干预简单地把提高集中度当作结构优化的目标，是对行业结构优化的本末倒置。